![西西弗的神話[加繆創作散文集]](/img/1/d4a/nBnauM3XwgDN2UjMyUTOwADO1UTM1QDN5MjM5ADMwAjMwUzL1kzL0E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西西弗的神話[加繆創作散文集]")
內容簡介
《西西弗神話》（以下簡稱神話）分為三個部分：荒誕推理、荒誕人和荒誕創作。荒誕推理”圍繞“荒誕感”、荒誕”展開，並把“荒誕推理”作為一種方法直接運用到“荒誕人”和“荒誕創作”這兩部分中去；“荒誕人”把荒誕概念具體化、形象化加以分析，並逐步推入和拉進荒誕概念的核心；“荒誕創作”更多地體現了神話的文學性質，而且帶有很強的文學評論性，從“荒誕”角度對很多文學作品進行了獨到的分析。全篇從“荒誕”入手，以荒誕與自殺、荒誕與虛無、荒誕與希望作為切入點，經過肯定一否定-再肯定的循環過程，不斷完善有關“荒誕”概念的論述，最後回歸到“西西弗神話”。
作品鑑賞
如果說加繆一生創作和思考的兩大主題就是“荒誕”和“反抗”的話，那么哲理隨筆《西西弗的神話》就是加繆對於荒誕哲理最深入和集中的考察以及最透徹和清晰的闡釋。西西弗這個希臘神話人物推石上山、永無止境的苦役無疑正是人類生存的荒誕性最形象的象徵；但同時，他又是人類不絕望，不頹喪，在荒誕中奮起反抗，不惜與荒誕命運抗爭到底的一面大纛。因此，與其說《西西弗的神話》是對人類狀況的一幅悲劇性的自我描繪，不如說它是一曲自由人道主義的勝利高歌，它構成了一種既悲愴又崇高的格調，在整個人類的文化藝術領域中，也許只有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在品味上可與之相媲美。
加繆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義，人的尊嚴問題，一直是纏繞著他的創作、生活和政治鬥爭的根本問題。《西西弗的神話》和《局外人》構成了加繆文學創作的母題，包含著加繆未來作品的核心問題。書中，西西弗的幸福假設的提出，其本質動機，不在荒誕，荒誕既不能告訴我們幸福，也不能告訴我們不幸，之所以加繆假設西西弗是幸福的，是因為他認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嚴，被責為永罰，卻幸福，這絕對是一種反抗，也是在這種條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體現尊嚴。加繆在假設西西弗幸福的時候，充分運用了想像和獨斷，其潛台詞，卻是人類尊嚴的需要。由荒誕的出發點，薩特走向焦慮和不安，而加繆走向幸福，薩特是思辨後的結論，加繆卻是激情洋溢的獨斷。
其他版本的《西西弗的神話》從荒誕體驗出發的加繆，不願意任何人以任何名義踐踏人的尊嚴。在《西西弗的神話》中，征服者就是體現這一思想的荒誕的人。在他看來，征服是人對抗命運的一種方式，屬於“要成為一個人”的個人的事業。征服者只有一種有用的行動，就是重新造就世界的行動，而不是重新造就人。“個體什麼也做不成，卻什麼都辦得到。在這種奇妙的預備役期間，你們明白我為什麼既激勵個體又貶壓個體。其實，是世界把他貶壓，是我把他解放。我把他的全部權利都全部給他了”。由於世界整體性的專橫和意義同一性的武斷遮蔽了個人的生存，所以，征服者要直面意義不在時的虛無，從而，“面對本質矛盾，我支持我的人性矛盾。我把我的明察置於否定它的東西中間。我在貶壓人的東西面前激勵人，於是我的自由、我的反抗和我的激情匯合在緊張、明智和過分的重複中”。征服者的偉大之處就是他在瞬間清醒地意識到人類精神的力量，於是堅定地盡其所能地生活，而不試圖超越人本身。“征服者知道行動本身是無用的。只有一種有用的行動，那就是重造世人和大地。我永遠重造不了世人。但應當裝得‘煞有介事’。鬥爭的道路使我遇見肉體。哪怕受凌辱的肉體，也是我惟一可確定的東西。我只能靠眼見為實的東西生活。造物是我的故土。這就是為什麼我選擇又荒誕又無意義的努力。這就是我為什麼站在鬥爭的一邊”。就是在最狂熱的時候，他也不會脫離今天的人的熔爐，始終清醒地感覺到他的權力和他的局限。征服者投身於大地的火焰，在他看來，這火焰可以與天國的芬芳相媲美。加繆筆下的征服者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延續，有的只是現在，只是荒誕的清醒和有限度的理性，因而窮盡現在的行動更加富有生命的激情。
在加繆看來，“所謂荒誕，是指非理性和非清楚不可的願望之間的衝突，弄個水落石出的呼喚響徹人心。”人的一生，會經歷無數的風雨坎坷，現實與理想往往存在巨大的落差。這種落差，就是加繆指出的世界的荒誕性。他讓人們直面現實的殘酷，對人生的荒誕保持清醒的認識。基於此，他否定世間存在所謂的萬能理性，“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實踐的或精神的，所謂決定論，所謂解釋萬象的種種範疇，無一不使正直的人嗤之以鼻”。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人生的最終結局，“瘋狂和死亡，是荒誕人不可救藥的事情。人是不可選擇的。他具有的荒誕和多餘的生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取決於其反面，即死亡”。
加謬認為荒誕是人存在的一種必然狀態：“人是這個世界上奇怪的公民：他拒絕現存世界，卻又不願離開它，反而為不能更多地占有它而痛苦。”既然如此，就有一個如何面對荒誕的問題。實際上，每個人對待荒誕也都有某種態度。加繆從他的荒誕哲理的概念出發，把面對荒誕的態度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生理上的自殺。“我看到許多人由於認為生活不值得活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既然人生始終擺脫不了荒誕的陰影，甚至於生存本身就具有被判了死刑的荒誕性，那么最簡易的對待方式就是自己結果自己，他想: 人死了，荒誕也就不存在了，他能夠逃避荒誕。問題是你逃避了，其他人沒法逃避，你消除了其他人沒法消除，所以說荒誕始終存在。“自殺就是招供，招供他已被生活超越或不理解生活”。
第二種是哲學上的自殺，這是精神領域裡的一種現象，它不是正視荒誕，而是逃避到並不存在的上帝那裡去,以虛幻的天國作為荒誕的樂園，這是自我理性的自殘。加繆在此，對基督教存在主義進行了批判，認為“他們把擠壓自己的東西奉若神明，而在使他們一貧如洗的東西中去尋找希望的理由”。《鼠疫》里品德善良而正直的神父，他從宗教世界觀出發，認為鼠疫是上帝對人的懲罰，惟一的辦法就是一切聽憑上帝的安排，他代表了依賴虛妄的神而放棄現實抗爭的消極人生態度，正是“哲學自殺”。第三種是反抗。“荒誕能推出的三個結果分別是我的自由、我的激情、我的反抗。”認識到荒誕之後，有尊嚴的生活是為生活而生活。
“我的自由”是指一種擺脫除生命自身以外的所有的一切事物的自由體驗，這是一種對周圍世界的一切事物毫無責任的感覺。
“我的激情”是指對現在與種種現在之延續的不斷的意識，最大限度地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對現在說“是”，對未來說“不”! 重要的不是生活的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要窮盡現在，重要是生活在現在，而不是生活在別處，所以加繆歌頌身體的偉大: 創造、行動、愛撫。加繆這種看重“現在”的觀念，從根源上講，來自阿爾及利亞的平民社會，延續了古希臘文明的特徵: 看重現實，熱愛生命，崇拜肉體，人們赤裸地在海灘上曬太陽，在大海里暢遊,“ 置身與陽光與苦難之間”。對未來說不，其意是人如果為了尋找生活的意義，為了某種目的或為某種偏見而生活，那就會給自己樹立起生活的柵欄。“我看到有些人荒唐地為著那些所謂賦予他們生活意義的理想或幻想而丟掉了性命。所謂活著的理由，也就是死的極佳理由”，加繆在《反與正》里，嘲諷一位婦女，她每天以造訪自己精心挖掘的墓穴為樂，這就是加繆所說的為未來生活的人。
“我的反抗”中的這個反抗又叫肯定，是比激情更進一步的行動。在加繆的作品中，發現荒誕只是一個出發點，更重要的是對荒誕採取反抗態度。如果僅僅停留在意識到荒誕這一階段，人就會陷入一種憂鬱和軟弱的境地，反抗則帶來行動。“舉起巨石，藐視諸神”，諸神給西西弗的判罰是他逃脫不了的宿命，逃脫不了，他就做，諸神拿他就沒有辦法了。這實際上是一種既悲愴又崇高的格調，與命運交響曲異曲同工。加謬對世界和命運的觀察是殘酷的，對自然、對人生卻充滿了熱愛，為了這個熱愛，就必須歷盡苦難。《鼠疫》主人公里厄日夜奔波，不辭辛勞地與疾病搏鬥，其過程和結局就是20世紀40年代版的西緒福斯的石頭，他深知醫學的力量有限，難以消滅鼠疫，但他仍盡醫生的本份，忠於職守，醫治病人，控制鼠疫繼續流行，不在困難與無效面前低頭，持續地與鼠疫進行鬥爭，其勞頓、其堅韌、其無畏猶如西西弗推石上山。如果他與西西弗還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他身上的抗爭精神、他與荒誕、與惡進行鬥爭的精神更為突出。
反抗，加繆把荒誕定義為一種對立和較量，一種無休止的鬥爭，這種鬥爭意味著取消希望和不斷拒絕。因為生存，就是使荒誕存活。使荒誕存活，首先是正視荒誕.荒誕只在人們與其疏遠時才死亡，選擇反抗，是唯一前後一致的哲學立場。加繆把“反抗”視為從荒誕取得的第一個結果。其次，第二個結果是自由，是一種擺脫生命自身以為的所有一切事物的自由體驗，這種自由是失去上帝，“一切都被允許”的自由，但是這種自由並非為所欲為，而是一種苦澀的確認，伴隨著責任，人要對自己的行動負責。當人們知道了死亡是最大最明顯的荒誕後，便要立足當下抓住現實生活，在自由的局限里生活得最多最好。第三個結果是激情，激情是荒誕的倫理，是要最大限度的生活，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意識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無論生活中充滿何種痛苦的經歷，生命仍然值得一過。荒誕人充滿激情意味著現在的種種都將延續，荒誕人沒有足夠的想像力（對上帝、信仰、理性），無法給自己描繪所謂奇特的未來，荒誕人需要憑藉他所知道的一切而生活，如同西西弗的巨石。
作者簡介
阿爾貝·加繆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法國聲名卓著的小說家、散文家和劇作家，“存在主義”文學的大師。1957年因“熱情而冷靜地闡明了當代向人類良知提出的種種問題”而獲諾貝爾文學獎，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諾獎獲獎作家之一。
加繆在他的小說、戲劇、隨筆和論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異己的世界中的孤獨、個人與自身的日益異化，以及罪惡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誕的同時卻並不絕望和頹喪，他主張要在荒誕中奮起反抗，在絕望中堅持真理和正義，他為世人指出了一條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以外的自由人道主義道路。他直面慘澹人生的勇氣，他“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大無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僅在法國，而且在歐洲並最終在全世界成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導師。